瓜田李下

    我这里说的人文知识分子不仅是文化的知识分子，而是泛指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员，他们大多是文科大学毕业的。过去中国的“士”主要是人文知识分子。那时科学技术不发达，人文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占绝大多数。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度否定传统文化，“国学”被冷落，用马克思主义代替了一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受到限制。为了经济建设，培养了大量工程技术人员和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人文知识分子的比重缩小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人文知识分子总是挨整的对象，在*****中不少人大受摧残。

人文知识分子从事的是人文科学，也有人称为社会科学。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中的种种问题。人文科学不是仅仅作为实现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手段，文化本身就是能够把分散的、狭隘的、个体的民族成员在思想感情上联结为一个有机的民族整体的力量，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一种崇高的事业，人文科学是人类求得人类自身和谐、驾驭人类自身的精神力量。

所以，人文知识分子最能代表知识分子的特征。他们是文化的创造者。由于文化是崇高的，作为文化产品的创造者，也是崇高的。文化塑造着他们的人格，他们的人格也创造着他们的文化。一些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由于他们关心社会，关心文化，也常发表人文科学成果，也创造文化产品。他们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知识功底提出的人文科学见解，常有别开生面的创新和独到的深刻。著名人类学家裴文中的小说，曾受到鲁迅的赞扬，还选进了他所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植物学家蔡希陶一面在云南采集植物标本，一面写了许多有着浓厚的边地风情的小说。北大物理学教授丁西林，在物理学和戏剧创作两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数学家华罗庚、苏步青，也有不少人文科学的成果。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交汇，不仅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打开了思路，也可用多学科的知识来解决社会问题。

人类进入20世纪后半期，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对付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但是，人类也变得越来越脆弱，人类不知道哪一天会因自己制造的科技成果而毁灭人类自身。人类变得越来越聪明，可以登上月球，可以向火星发射飞行器；但也越来越愚蠢，不知道如何在地球上和平相处。正如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的：到了21世纪人类已拥有可以毁灭自己的力量，但在道德方面没有取得任何值得骄傲的成就。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也说过，人类僭取了上帝和自然的权力，但没有上帝那种智慧。处于这种境地的人类是非常脆弱的，就像没有自制力的人拿着子弹上了膛的枪一样。人类不能只有自然科学就够了，人文科学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已经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但不要忘记，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部促进人们创造财富的发动机。但是，这部发动机本身没有限速器和制动器。它的安全需要其它系统来保证。人文科学就可以为其制造安全系统。哲学、社会学、法学、文学，提出与经济学角度不同的价值准则，可以“中和”纯经济角度的不足，可以用道德的力量、理性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来制衡经济学的“唯利是图”。
进入二十世纪末,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经济学家主张自由竞争，社会学家和人文学家呼唤社会公正。这正说明，人文字科已经开始对经济发动机进行限速和校正。

改革开放以后，人文科学的研究开始被重视，人文知识分子的队伍扩大了。据国家有关部门公布，90年代后期，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已经形成五大系统：社会科学院系统，高等院校系统，实际工作部门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党校系统和军队中的社会科学研究系统。五大系统共有研究机构2500多个，专职研究人员35000人以上，工作人员27万人以上。进入二十世纪末，又出现了一支新的生力军，这就是民间研究机构和独立个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出了一些成果，对于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也不客气地说，这几万研究人员，虽然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没有取得重大的具有精神力量的成果，在重大理论上也没有什么建树。为什么？其中原因很多，知识分子缺乏思想独立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

知识分子从事的是思想创造活动，没有思想独立就不可能有成就。中国的先秦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界最为辉煌的时期，诸子百家，竞相争鸣，当时思想成就的光芒还照耀到两千年后的今天。现今中国的很多思想都可以在那时候找到源流。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定的思想独立。但是，在以后的两千年中知识分子失掉了思想的独立性，从而失去了知识创新能力，先进的中国文化从此落后于西方。

在中国，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成为社会的支配力量，他们只是为社会支配者当参谋，出主意。处于参谋地位的知识分子是权力的附庸，他们很难有独立的人格，也不可能生产出有强大精神力量的产品。当今，这种作为权力的附庸的遗传基因还在不少人文知识分子头脑中起作用。以自己的作品去趋炎附势、攀高结贵的知识分子却大有人在。由于这种原因，有一些人文知识分子走上了“左道旁门”。这种情况存在于各个学科。在当代显学－－经济学科中也有所表现。1995年，我在《经济日报》上连续发表了五篇文章，评析了这一现象。总题目为“经济学的左道旁门”，分为“奏折经济学”、“论证经济学”、“诠译经济学”、“地图经济学”、“舶来经济学”五篇。

如果说前几年学术界有“趋权”的倾向，那么，最近几年，学者中又出现“趋利”的倾向，人们称这种倾向为“学者傍大款”。他们明明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却要贴上全民利益、公众利益的标签，却要盖上科学的图章。他们发文章、做讲演，常常突破了道德底线：否定、篡改和伪造基本事实；不遵守通常的论述逻辑而胡言乱语；不做任何证伪工作和实证工作推出种种高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在大款那里分得一块蛋糕。

趋权也好，趋利也好，都是趋炎附势。这本来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我认为，作为知识分子，不仅不要趋炎赴势，还要主动使自己边缘化。所谓边缘化，就是独立于主流之外，保持客观、冷静、超然的态度。作为思想者的人文知识分子，应当是非功利的，他必须为自己的思想付出代价，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只有义无反顾地追求真理，敢于为真理而献身，才能够生产出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产品。有些人常把外部环境不好作为出不了好的文化产品的原因，这当然不可否认，但也不尽然。历来真正的传世之作大多是在恶劣的环境中生产出来的。历来的大思想家，多数不在社会主流，而是处于边缘状态。建国五十多年来，硕果仅存的顾准，就是在极其恶劣的外部环境中产生的。
 

（杨继绳，新华社高级记者，在经济参考报任职多年，现受聘《炎黄春秋》担任副社长，曾用翔实调查将弄虚作假的央视当年标王“秦池”斩落马下）。